1977年高考的大埔人，当年的考试竟然是这样的...

微信爆料

高考重开天地宽

——1977年高考琐忆

文/邓旺林

前几天韶关师专77级物理班同学举行纪念入读师专40年的聚会。看了他们聚会中的部分照片和视频后，脑海中又泛起了对四十一年前首次恢复高考的模糊记忆。

我是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（原称“三河公社梓里大队”）人，是大埔中学（原称“广东省立大埔中学”。“文革”开始后列为大埔县面上完全中学，改名为“大埔县大埔中学”）1967届高中毕业生。1977年，我得知自己也有份参加已中断了11年的高考，不可能早于10月21号——“1977年10月21号，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。”（注1）我的初高中课本早已拿去供销社换饼干、花生和朋友们一起“进口”了。得知有机会参加高考后，寻找复习资料便费了我不少的周折和时间。那时当时除了我在韶关乳源县工作的亲人寄来的复习资料外，其他的复习资料是从哪里找到的已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曾经跑到梅县松口去找亲友帮我借到了一些。

当时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今生还有参加高考的机会。有了这个机会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利用它尽快跳出“农门”。那时当民办教师的可以报考中等师范。当年有不少当当民办教师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之所以选择报考中师，就是从稳扎稳打着想，希望能早些跳了农门。如果我当时有民办教师的身份，我可能也会选报中师了（尽管自己不想当教师，但毕竟还是以跳出“农门”为重）。由于无此“优惠”，只能报考大专、本科，这就有些像背水一战了。

我本想报考理科的，因为可选报的学校和专业都相对多一些，加上我对数学也比较有兴趣。但是，考理科要考数理化，而我在高中实在只读了两年时间，高中的数理化并未全部学完；便是学过的，也已“丢荒”了十多年（从1966年“停课闹革命”算起）。要同时攻下数理化三科，压力实在太大。而报考文科，语文、政治（除时事方面外）、史地都有些“老本”可吃，又有开卷考试之利，只应付数学这一科就比较从容了。于是便选择了报考文科。

那时是考前先填报高考志愿。我是在11月13日填写《广东省高等、中专学校招生报名登记表》的。按该表的规定，可选报三间学校，每个学校可选三个专业。我的三个志愿依先后顺序是中山大学（①考古②历史③政治经济学）、华南师范学院（①地理②历史③中文）、肇庆师专（中文。当时肇庆师专可能只有这一个文科专业）。我之所以首选中山大学，并非自视甚高，而实在是因为不想当教师。那时思想幼稚，以为读了师范院校出来就一定是要当教师的，所以明知考中大难度较大，但还是把中山大学摆在了第一位。而在专业选择上，之所以把考古作为第一志愿，则是以为这个专业比较冷门，想钻钻这个空子。当时并没有想到大家都以为冷门的，往往反成为热门。

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领到准考证了。我的考号是“梅583393”（“梅”指梅县地区）。准考证的背面印着《考生须知》。《须知》中规定：“答题前先在试卷编号处写上自己的座位号码（即准考证号码），不准写姓名。”“实行开卷考试。考生只允许带初、高中课本和十一大文件，不准带其他笔记本和资料。”

12月11日（周日）上午考数学，下午考政治；12日上午考语文，下午考史地或理化。报考外语专业的在13日上午还要考外语。上午是8点半考到11点，下午是2点考到4点半。考场设在我就读初中的大埔三河中学，我分在第7考室。

数学总分是120分，其中20分属一道加试题。记得是一道解析几何题，关于椭圆的计算。这是我读高中时没有学过的（属于高三才学的内容）。出了试室后，和好几位考理科的考生说起，他们都说我关于这道题的解答是正确的。这让我喜出望外，也让我对这次高考增强了信心。

从得知有份参加高考，到进入考场，不到52天时间。除去领取、填写报考表，领取准考证，寻找复习资料等所用时间的话，备考的时间实在不足一个半月。时间如此紧近，考前确曾时生焦虑。考试过后，自觉考得还可以，便觉得先前实在是杞人忧天了。

我估算了一下自己的考试成绩，认为各科肯定及格，平均分该有75分左右。上个月我通过学校办公室找出我当年高考的成绩单（即《初选考生文化成绩登记表》），才得知我当年高考总分是311.5分（政治71，语文76，数学91，史地73.5。史地中历史34，地理39.5），平均分77.8多一点。可见我当时对自己考试得分的估计还是靠谱的。最近通过上网查询得知，1977年高考中山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为280分（注2），说明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应该算是不错的。

参加高考前我曾经去学过裁缝。才学到会做衬衣、西裤的水平，远未出师。本来还要继续学下去的，有了高考的机会，便先专下心来复习备考。参加高考后，想到肯定能跳出“农门”了，也就没再去学裁缝，而在村里的小学附中当了一个月左右的代课教师。

1978年1月上旬或中旬，初选入围的考生（据说是总分上了220分，或有单科满分的）要集中到县城进行体检。我们村中报考大专、本科的有三人入围——李庆林（时为梓里附中公办教师。还在三河中学当过高中教师）、卢淦泉（时任大队“赤脚医生”）和我。我们三人都是“老三届”高中毕业生。庆林与我同届，他初中、高中都在县重点中学虎山中学（“文革”期间曾称红卫中学）就读，淦泉则与我同校，但高一届。体检顺利的通过了，就静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了。1978年春节（1978年2月7日）前又摆设婚宴把妻子娶回家来。很多人见了我们都恭喜我双喜临门，而恭喜我妻子嫁了大学生。

记得是在1978年春节（1978．02.07）前后，一位大队干部对我说：“旺林，恭喜你考上大学了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我没接到通知啊。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”他对我说是上面来调查我和庆林的一些情况，有十几项内容，其中有“有何特长？”“适应何种专业？”等。他说：“都问适应什么专业了，肯定上哪个大学都已经定了。”在通过了入围体检之后，听了他的话，对于能考上大学就更自信了。那时想的已不是能不能考上的问题，而是担心会被华南师院录取去呢。

没想到，庆林和淦泉都已先后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庆林到华南工学院（即今华南工业大学），淦泉则到汕头医专（今称汕头大学医学院）。而我则迟迟没接到入学通知书。到了3月份，他们俩已经先后入学去了，取录到中专、中师的也都入学了，我仍未接到期待的消息。那种失望和苦恼真是难以言说。当时并没有想到1978年还有参考的机会，因此也没有再去复习备考，而是又准备再去学习裁缝了。

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记得是在4月份，突然接到要我到大麻中学去补填志愿的通知（是大队干部接到电话后来通知我，还是世雄师托人带口信给我，早已记不起来了）。到了麻中以后才知道有扩大招生。记不得当时补填了哪些院校，只记得填报了韶关地区师范学校的大专班。

后来才听说，1978年3月18日至31日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时，有人在会上提出，1977年高考中有不少考生，特别是老三届高中生，他们文化底子厚实，这次考试成绩也较好，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录取，实在可惜。“后来，国家计委、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，经过扩招本科2.3万人，各类大专班4万人，共扩招6.3万人，扩招比例达29.3%，”（注3）还听说，当时中央考虑到教育战线师资队伍青黄不接，决定在部分中等师范学校开办大专班，把扩招的考生主要放在师范大专班去。

当时梅县地区没有开办师范大专班，将本区的考生分送韶关地区和惠阳地区代培。因此我们补填志愿时，在师范大专班一项只有两个选择：韶关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或惠阳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。我因有亲人在韶关工作，便选报了前者。韶关地区师范学校于1978年11月复办师范专科学校，我们77级的学生便成为复办的韶关师专第一期的学生。韶关师专77级有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4个专业班，共210人左右，一半左右是梅县地区来的。其中来自我们大埔县的是10个人（物理班4人，中文、数学、化学三个班各2人）。我们中文班最初有48人（其中梅县地区来的刚好占了一半）。开学不久有2位已有公职的同学选择了退学；到第二学期开始时，又有2个原本报考英语专业的同学转到78级英语班去了。

后来听说惠阳地区不愿为梅县地区代培师资，于是梅县地区才又决定在梅县地区师范学校（1982年升格为“嘉应师专”）开办大专班。嘉应师专1977级没有中文班，不知是否因为当时报考中文专业的都被招到韶关地区师范大专班了。

“1966年停废高考，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，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，加上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，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，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，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，录取率是1%。后来不少省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，按计划录取数的2～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，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，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人。……最后录取了27.8万人,按考生比例来算,是20.5∶1,录取率为4.9%。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。”（注4）“首次恢复高考的招生初选入围人数是实招数的三倍，加上当时填报志愿和录取方式的不合理，使当年不少高分考生未能如愿入学。……由于是初次复办，各项录取工作进行得缓慢而凌乱。那批初选入围的考生在极度兴奋的漫长等待之中，高达70%的人直到1978年4月才确切知道未被录取”（注5）1977年“广东有53.02万人参加高考，当年全省高校录取新生8752人，录取率仅为1.7%。”（注6）

当年高考录取率如此之低，自己能考上大专，应该算是三生有幸了。但在刚被扩招到师范大专班时，在庆幸终于跳出了“农门”的同时，也曾怀有很强的失落感，也因此在师专读书期间并未用心攻读。

1977年的高考可说是我人生中最大、也是最积极的转折点。那时大学毕业由国家包分配工作。上了大学，一毕业便有了国家干部身份，吃上了“皇粮”。我们在1978年5月入读大专班（有同班同学回忆说是在5月21日报到），在1981年1月毕业分配工作。我被分配到韶关农业学校任教。1988年4月任语文讲师，1994年评为语文高级讲师（在此期间于1989年9月至1992年7月参加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起点3年制函授本科班学习），在2009年1月退休；我的夫人也在1986年农转非，1988年招收为学校打字员直到退休。这些可都是拜1977年高考所赐啊！

最后且让我用一首新韵七绝《忆恢复高考有作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：

高考重开天地宽，旬年羁鸟入云端。

杏坛濡迹三十载，风雨无忧享易安。

2018.5.30

【注释】

1．见百度百科《恢复高考》（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恢复高考/450203?fr=aladdin）

2．新快报记者 罗汉章《1977年考生忆首份“广东卷”  直言“以不变应万变”》（载2016年6月3日《新快报》A09版）

3、4．刘海峰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厦门大学教授、77级大学生）《77、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》（载2012年07月25日《光明日报》第14 版）

5．《1977恢复高考  改变的不仅是一代人的命运》（来自中山市档案馆 编著《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·中山纪事》）见搜狐网 http://www.sohu.com/a/147240060_507391

6．南方日报记者姚瑶、吴少敏《恢复高考40年：4位考生讲述“高考故事”》（2017年6月5日 08:18 南方日报）